也有的观点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权利能够行使说”，认为无履行期限或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合同，诉讼时效应从权利能够行使时开始计算，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债权成立的时间同时也就是债权可以行使且应当行使的开始时间。持“权利能够行使说”观点者还认为从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更能体现时效制度的价值，防止债权人长期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因为按照我们现行的起算方法，只要债权人一直未向债务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就一直不起算，在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内，债权人起诉的，都将得到保护;但如果债权人主张曾给债务人以催告，债务人收到催告的，时效期间从催告的履行准备期届满时起起算两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也就是说，行使催告权的债权人，只能在两年的时效期间内受保护。而对权利放任自流、不管不顾的人，却要在20年的时效期间内受保护。这一结果与时效制度关于“权利上的睡眠者，不值得保护”的立法理由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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