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负重；笈，书箱，《晋书·王裒传》载“负笈游学”，指背着许多书到远处求学。千百年之后的今年，负笈热潮愈演愈烈过去十年，中国出国人数扶摇直上，2011年已经逼近30万，预计今年将突破35万。留洋热的大潮下，催生出个一个新词：“出国党”。
6月，高考（微博）结束，国际教育展抢滩上海。上海某夏季国际教育展上，一个上海女孩的纪录片引来围观。女孩名叫贺嘉颖，今年高三毕业，放弃了国内重点大学的保送机会，赴美留学。她认识了一批与她一样准备出国的学生，但是每个人对于出国的理解却是那样不同，同时舆论对他们这个群体有很多并不准确的理解，于是，她决定拍一部记录“90后出国党”在美国留学的纪录片。那天算是启动。
而就在此前两个月，一个美国女孩已经行动起来。黛西·霍尔多夫，俄亥俄大学念视觉传播专业的研究生，她拍摄了一组正在俄亥俄大学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照，照片传到国内一片哗然，“假如你是当爹妈的，并不特别富有，挣钱也挺辛苦，但每年硬掏出二三十万元，供孩子到美国念大学。突然有一天，你从网上看到一些照片，正是你家孩子在美国那边，整日生活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打打麻将之类的生活照，你会情何以堪？”这是国内一家媒体对此的报道。
“我想传达出这样一个感觉：他们从父母那里感受到压力，因为父母为了让他们来留学花了大笔钱，也希望他们能顺利毕业。他们被期待着，期待着将来回到中国，能有一个大好前途。但眼下，他们却要被迫学习鼓励追求自我的异国文化，并因此搞得支离破碎。”黛西·霍尔多夫说。
站在大洋两岸对看，“负笈”二字诱发出今人的诸多反思：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不远万里出国，到底为了什么？三个真实的小故事，或许也是管中窥豹。
出国又回国的D哥
被父母打包出国留学 辛苦打工赚学费
D哥对他的生活很少描述，我也只是在他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他的生活点滴。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是笑着说完，甚至还会讲一些笑话来调节我眼中的同情。比如早晨空荡荡的店里，他一边切菜一边构思程序，然后客人来了，他张口就说JAVA语。又比如，他仔细规划每天早晨的步骤，精确地使用科学方法把完成每道工序的时间缩短到最低，结果发现他其实只缩短了15分钟。他从没抱怨过什么，只说这个年薪两万五的工作把他的学费生活费都承担下来，并有钱买机票，风光体面地回家探亲……
D哥2004年出国的时候，背负着家里巨大的期望。家里亲戚的小孩都已经出国了，那些三亲六戚就把眼光紧紧盯上了他，仿佛他不出国就一定在生理心理上有问题似的。
他在上海交大机械专业毕业后，在一家政府建设单位上班，日子过得不能说有多少令人振奋的地方，但对他来说，他有更多的时间看军事、模型、电脑等书籍，甚至能在论坛上灌水抢沙发，也非常惬意。而大学期间他连大学英语四级也是低空飞过，对出国留学这种事一向很有自知之明。但是最后还是被家里人打包送出来了，即使无奈也只得淡然接受。
他出国时雅思5.5分，因为本科比较优秀的缘故拿了墨尔本大学的conditional offer(编注：有条件录取)附加将近40周的英语语言课程。读语言是一件枯燥痛苦的事，尤其他住home-stay(编注：在当地人家里住)，房东也是上海人可想而知，一定是家里包办的，因此也没有多少交流的机会。折腾了半天，第二年6月，雅思考了6分。墨尔本大学可以进了，但是要附加半年的英语加强。他觉得这钱砸在大学里和扔给语言学校差不多，于是开始了他的硕士课程。他具体怎么读书的我并不清楚，但我深知他的打工经历。
D哥父母属工薪阶层，生活费以及学费家里绝对负担不了全部，他必须去打工才能维持开销。以6分的雅思水平去找工作，除了华人店以外，几乎所有企业人事都对他说“no”。然而他仿佛下定决心挤进西人圈，于是他把简历留在家附近每一间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店。几乎每一个经理在面试的时候对他的英语口语都会不断地皱眉摇头，然后说：谢谢你的申请。最后一家麦当劳经理说：我们有空缺，但却是早上5点的开门工。这种回答其实是变相拒绝，让申请者知难而退，因为谁肯披星戴月地来上班，更别提是在温度都能达到零下几度的冬天！而D哥欣然接受，我能想像经理那种目瞪口呆的神情。
这是接下去整整两年半D哥每星期一到五的时间表：
4点起床，4点半出门，4点三刻开启机器，解冻，配餐。
5点开门做生意至下午1点下班，直奔墨尔本大学，两点上课，一直到晚上8点，有时两节课，有时三节课。
没课就在学校机房写程序做作业。回到家9点，写作业，或者直接上床睡觉。
我无法想像自己去经历这种日子，但我能看到他在冰冷刺骨的冬日凌晨抖着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启动有20年车龄的老爷福特车，一边呵气一边期盼车子能尽量暖和一点。我能看到他在冰冷毫无人气的餐馆里开启每台机器，因为他在跟它们讲话，轻轻地说“早安”……
D哥对他的生活很少描述，我也只是在他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他的生活点滴。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是笑着说完，甚至还会讲一些笑话来调节我眼中的同情。比如早晨空荡荡的店里，他一边切菜一边构思程序，然后客人来了，他张口就说JAVA语。又比如，他自己仔细规划每天早晨的步骤，精确地使用科学方法把完成每道工序的时间缩短到最低，结果发现他其实只缩短了15分钟。他从没抱怨过什么，只说这个年薪两万五的工作把他的学费生活费都承担下来，并有钱买机票，风光体面地回家探亲。
被如此的生活笼罩着，他的女友嫌他闷，无趣；他的家人责怪他没有殷勤地保持联系；他除了与朋友固定周末打球外，极少有其他的应酬。但似乎他还是像尊弥勒佛似地每天笑呵呵，并用他的微笑去感染很多人。
D哥毕业后，开始在当地找工作，他的英语称不上突飞猛进，但有股local味(编注：当地口音)。找工作的历程并不轻松，因为IT行业也渐渐饱和，尤其在印度人大规模进占以后。但他耐心地一家一家投简历，笔试，面试。直到被一家中型网络服务公司看中。他又高兴地去上班了，即使公司是在远离城中的3区坐火车至少一个半小时，他开车也至少45分钟。如此勤勉但又安分知足的人，我相信任何一个公司都会对他满意的。在2009年金融危机，大部分公司开始裁员的时候，D哥的位置巍然不动。我每次为他担心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地一句话：再裁也裁不到我头上。非常有气势，仿佛没他这公司就垮了。但我深知这可能是事实即使他的工资幅度永远是我打击嘲笑的对象，但他的位置一定是在公司的中心。
D哥最近突然结束了澳洲的工作，也把自己买的房子出租，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打包送回上海了。我惊问理由，他仍然是淡淡一句：父母老了，多陪陪他们。他挑了一家IT业500强的上海公司，拿着相当于澳洲工资的四分之一的薪水，在一个离公司比较近的亲戚家中打个地铺，悠悠然去上班了。
D哥的故事我写不出惊心动魄，因为他本人告诉的少之又少。但是我只是想展现一个很平凡的“80后”，在澳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为自己的生活，轻轻的，踏实的，活着。